文/詹学伟

时空的指针被上帝拔到二十一世纪的某一个秋天，当江城武汉被烟雾笼罩的时候，我却在12楼的办公室里怀想岳麓山下的那座亭子：我曾无数次在这里经过，多少次在瞳孔中出现又消失，却因为忽视它的存在懊悔不已。

难道非要等到离开一个场地的时候，记忆才会变得深刻起来吗？！

当我在湖南大学行走的那七年的时光里，无论任何一棵树上的阳光碎片，曾多少次滑过我的脸庞，都会有来自岳麓山上的清风将它拂去。一些粗糙和温暖的感觉，总是在江南的梦里回荡。除了靠书院那些人、那些事来激活一些沉睡已久的灵魂之外，我别无选择。唯一可以选择的是，以自己今生的努力，再修来一段缘：可以长久的驻足在自卑亭前面，看那些车水马龙走过，而我可以手拿一本古书，悠闲地迈着步子，返回书院去向那些先贤请教一些形而上的东西。在形而下如潮水泛滥的时代里，我似乎别无选择。对一座亭子的怀想就成为在寒冷的夜晚里还算是温暖的回忆罢了。

一颗满身疲惫的灵魂，在世俗里面是不可能得到坚强的冶炼。当可以冶炼灵魂的场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珍惜。我们却任由时光把青春切成一片又一片的，在那些茫然不知所措中，抱着一种世故的成熟沾沾自喜，以为这就是我们走出书院最好的姿态。所继续的反省和冥想也只能把那些青春的补丁当作补丁，没有人笑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书院的子民。在那些补丁里面，我们察觉到一种迟到的传统文化在挣扎的痕迹。它是否能够在现代视野里获得新的生命，就在我们清点自己灵魂的勇气是否足够可以支撑，关于一座书院，关于一座山，关于这么一个闹市里的亭子直面红尘的挺拔姿态。我们是否能够破译出那些安息在亭子间一个又一个为文化不知疲惫跋涉的魂灵，他所期待、所依赖的现代化方式解读，也总是恰如其分的给予人们足够的口水，来悼念那些无法辩解的先人们。

书院静静地后退，一直退到那座山的怀抱里面，而我们的领袖却站在东方红广场上面，默默的注视着湖南大学一届又一届学子的成长。这种注视带着智者和哲人的远眺。那些被无数贤哲目光梳理过的身影，变得如此清澈，只为汇入湘江，注入长江，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奔腾不息，源源不断的输送着能量。

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成全一个单独的自我；往前走一步，就是那自卑亭，我们也将重新发觉自我，并非是如此渺小。当年长沙郡守赵宁在创建这座亭子的时候，没有想到它们在人群的兴奋中与现代交通的繁忙合二为一了。你要清净吗？请走进这座亭子里去，仰望那悬挂的木质构件，凝思亭子外面的碑刻，似乎隐藏着一个个直指现代的玄机。

有多少人从这里走过？我们似乎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曾国藩走过，左宗棠走过；谭嗣同也是从这里走过，走向变法图存，一直走道北京菜市口的断头台；毛润之来过，还兴致勃勃的在山中进行风浴,历练品行，以至于在中国的大地上面率领一群泥腿子走向井冈山，还那么大气磅礴走向北京的紫金城；一群群农民从这里走过，学校附近的稻田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规划，依山而开发的一块块稻田就被现代建筑沉沉地淹没，一记闷棍，那些还没来得及成熟的稻子就永远的沉寂下去了；一群群红卫兵走过，高喊着“革命”的口号，那声音又很快被山风吹走。最终这里还是被朗朗的读书声包裹着、温暖着。

一座建筑的含义已经浸渍了历史的风骨，在于后人看来。它的文化因子都悄悄的安插在那些历史典籍里面，哪怕我们已经很少去打开那些落满灰尘的古籍。但是那些久远而又高大的灵魂一直在看护着这群来来往往的学生。我们也正在一步步的离开羞涩和耻辱，似乎现代人最大的个性就是可以展示自己那些原始和粗糙的欲望吧。

我无意责备现代人对文化的自恋式的守侯与缺乏勇气的自省。当他们在用眼光和笔触试探一个时代的心脏时，可能被奉献上的不仅仅是辛劳，甚至搭上生命，还被后人误解。误解又能怎样呢？

一个时代的人、一些时代的文化事物在生长的时候就开始埋伏着告别的因素在里面。哪怕在时代里面以最挺拔的姿态出现，最后都是为了告别。其余的都将交给历史学家，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历史悄悄的后退，后退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在现代化的陷阱里面狂欢不止，如此轻狂的时候，每个人的精神骨架也渐渐变得缺钙而至软弱。一些痛心于文化不断丧失的领导，开始展开各种教育手段进行弥补。现代学生的文化自觉总是要慢很多步子的，因而在这座亭子周围守侯的教育者总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来收留一些即将被淹没的东西。